另外，从权利生成的标准看，基因权也符合新兴权利生成的形式与实质标准，多元主体的复杂利益及权利诉求构成了基因人格权作为新兴权利兴的动因。

另一方面，法律应通过权利配置以实现对个人主体性的重塑，捍卫人的尊严。虽然社会权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所享有，但基于个体间行为能力的差别，一些内在能力较弱的社会成员更易受到外在制度或境遇的影响而成为社会弱者。

换言之，当前的学术研究更为关注社会弱者权利所处的新的制度环境与时代要求，从而产生了一些新的观察和分析视角。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党和国家在近年来提升了对民生问题的重视程度，加大了对民生及社会权利的保障力度，民生及社会权利获得了蓬勃发展。五、未来展望：新时代新兴权利研究的向度 前述分析展现了新时代新兴权利研究的基本现状和所取得的成就。也就是说，学界在新兴权利的基础性、理论性和规律性问题的探索方面更为成熟。任何一项学术研究的开展都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其必然要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境、新问题予以关注和解释，对新兴权利的研究也不例外。

新兴权利这一统合性概念在当前具有存在和使用的正当性，其对于现实中新出现的权利诉求或权利现象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新的权利诉求与权利现象的规范性表达。第三，新兴权利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权利本身，而更应关注到与权利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在运行论意义上，法律效力是指法律对主体的约束力。

面对立法实践，该理论无力解释作为私主体的信息处理者何以承担公法义务。有法律约束力，意味着主体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而有法律影响力则并非如此。虽然不排除这种客观法义务具有再主观化的可能，但基本权利作为客观法的预设，决定了客观法义务是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的基础。主观权利推导模式以我国宪法文本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更符合宪法教义学的基本要求，可化解将个人信息基本权作为客观法所导致的逻辑困境，也更利于个人信息基本权保护。

[17]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恰恰就存在从主观权利推导客观规范的失误。[2]参见李海平：《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从客观价值到主观权利》，《法学研究》2021年第4期，第40页以下。

进入专题： 个人信息保护 个人信息权 国家保护义务 间接效力 部门宪法 。在个人信息基本权作为主观权利时，其实现需受公法权利适用范围的约束，故其覆盖领域是有限的，而当个人信息基本权被看作普遍价值，其实现方式便转换为价值辐射，从而也就可以覆盖所有法律领域。立法机关除了需要将信息主体和信息处理者之间在宪法上的权利义务予以具体化，还需设置监管制度，明确行政机关履行个人信息保护的监管职责。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便在这一背景下产生，其从理论逻辑、实践效果等方面对个人信息保护民事权利基础论进行了批判，主张将个人信息纳入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并以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为基础建立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

[14]这种处理使个人信息基本权在对应国家的积极义务面向时，不再以公法权利的形式出现，而是转换成为抽象化的普遍价值。既然如此，国家保护义务就不以信息主体和信息处理者之间有宪法上先在的权利义务为前提，也谈不上把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具体化。信息主体和数据企业均是私主体，保护个人信息免受数据企业侵犯，似乎应属私法调整范围。通过三重抽象的理论设计，被抽离了主体、相对人和客体的个人信息基本权，实现了从公法上的主观权利到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秩序的升级，其自然也就可以辐射至所有法律领域。

[9]但是，在宪法理论上，主观权利和客观法被用来表征基本权利的两种相互分离、彼此独立的属性。（三）权利功能的价值化与国家义务的全覆盖 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论者并未对个人信息基本权和个人信息民事权利的差异视而不见，而是从不同角度对这种差异作出了说明。

从部门宪法视角切入基本权利研究，可获得建构部门宪法与反哺基本权利一般理论的双重功效，也有助于推动建构本土化的基本权利理论体系，应成为发展基本权利理论的基本路径之一。这为从私法和公法不同视角建构理论提供了可能，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究竟是民事权利还是基本权利的争论。

无论对个人信息基本权作为价值秩序的直接宣示，还是遵循三重抽象的逻辑推导出个人信息基本权应作为普遍价值，形式上都是在解释宪法基本权利条款，且这种解释都未遵循法解释学的方法和逻辑。[41]当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回归至作为个人信息基本权积极面向的权利形态时，国家保护义务模式强调个人信息基本权的目的性及国家义务的从属性，此种模式属于权利保护模式。个人信息权的概念表达是厚个人信息基本权，而个人信息受保护权则是薄个人信息基本权。第二，个人信息保护法尽管有把两种权利保护融为一体的倾向，但总体上突出了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与创制性立法义务不同，立法机关在履行具体化义务时，无需同时处理国家与信息主体、国家与信息处理者这两重关系，也无需在禁止保护不足原则和禁止过度原则之间权衡，而只需处理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间的关系，并适度考虑社会权力型和国家权力型信息处理者的权力差异，通过调整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的适用强度，建立不同信息处理者承担公法义务的梯度秩序。[24]张翔：《基本权利在私法上效力的展开——以当代中国为背景》，《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第554页以下。

来源：《法学研究》2023年第1期。承认基本权利对私主体有效力，目的在于防范社会权力侵蚀个人权利，因而，只要将基本权利的效力范围严格限定于权力型信息处理者，便能最大限度地维护私法自治。

作为部门宪法学，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既可将基本权利的一般原理具体化，也可围绕个人信息保护展开具有一般理论导向的部门宪法学建构。个人信息民事权利的国家保护，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国家保护相比无特殊之处，相应的规范应置于民法典之中。

法哲学化的基本权利解释具有独特价值，其可以为基本权利的正当性提供理论证明，也能描绘基本权利解释的应然图景，但这种解释终究不能代替法教义学上的解释，也不能作为实证法上的依据。如果在主体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的意义上理解效力的概念，那么，与个人信息基本权防御关系中的国家义务相比，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虽从消极义务变为积极义务，但将国家视作基本权利效力对象的立场并无改变。

[27]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对个人信息基本权作为价值秩序的认定，并非按照法教义学的论证逻辑得出的结论，而基本上是一种价值宣示。然而，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中，概括条款和不确定法律概念尚待形成，个人信息基本权实现价值注入的管道并不存在。[33]参见刘权：《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法学家》2021年第5期，第13页。而本文所说的个人信息受保护权表征的是个人信息基本权积极面向的主观权利维度，它在性质上不是一种独立的权利，更不是原权利本身。

从权利具体化的角度看，同意权关乎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属于个人信息基本权的一项内容，亦应纳入权利束之中。作为道德权利的个人信息权，是忽略调整对象的个人信息权，也可以说是调整所有领域的个人信息权，这种意义上的个人信息权主要是一种价值宣示，不会对任何主体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

[25][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86页。否则，宪法上的个人信息基本权规范就不宜被作为立法依据，而只能为立法提供一种启发的源泉和灵感。

这一规定意味着，个人信息被纳入了基本权利保护范围。在魏德士看来，客观法和主观法是一枚奖章的两面，由权利和义务组成。

[32]参见前引[1]，张翔文，第59页。付新华：《个人信息权的权利证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5期，第128页。（三）保护义务内容的相应调整 通过权利基础的重新厘定、权利效力的适度延伸，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的三方关系结构也获得了调整。但是，该理论在概念表达、宪法解释方法论方面存在诸多困境，在回应立法实践方面也有力所不及之处。

但是，宪法上的权利和义务并不必然相互对应，宪法义务有基于主观权利的宪法义务和非基于主观权利的宪法义务之分。前引[1]，张翔文，第57页。

[8]参见王锡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中国法学》2021年第1期，第150页以下。2.间接效力概念表达的语义混淆 个人信息基本权对作为私主体的信息处理者具有间接效力，是既有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理论的立论基础。

实际上，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已有类似规定。在个人信息基本权的具体化意义上理解个人信息权利束，有助于澄清有关个人信息权利束的错误认识。